陈朝生走的那天早上，郡城的天还没完全亮透。
他把一串钥匙从腰上解下来，叮叮当当搁在总账台子上。钥匙有铜有铁，旧得发亮，最大的一把管着前堂正门，最小的那把开后柜最底层。沈青锋站在柜台外，腰里还别着昨夜算账用的湿布。钱有德站在他身后一步，怀里照旧抱着那把紫檀算盘。
“别的都能给。”陈朝生说，“账册钥匙、铺事、迎来送往，你们俩商量着定，不用问我。只开山秤不交接。”
他把开山秤从门边提起，秤杆斜过肩，铜砣晃了一下，稳稳落进皮套。信义值在暗光里浮了一下，二百一十一万三千多。他看都没看。
钱有德推了推鼻子上的铜腿，没有客套，只问：“你多久回一次？”
“说不好。”陈朝生从柜台后绕出来，背朝她俩摆了下手，“你们把铺子看好。我每隔一处，对不上数会往回传讯。”
沈青锋没说话，只把账台子上的钥匙收起来，用一方粗蓝布包住，放进最左边抽屉。等他快走到门口，她才说：“别把秤当拐杖用。路滑，拄杆不如拄棍。”
陈朝生笑了一声，推门出去。外头风带着海灰味，混着北边老林子的土腥，一起灌进前堂。他没穿掌柜袍，只穿一件灰青短褐，裤腿用布裹着，脚下一双深口软鞋，肩膀斜背一个小包袱。从后面看，完全是个赶远路的走货郎。
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。沈青锋站在门槛内，没追。
出城以后，陈朝生没往青芜山去。他下了官道，拐进海岸线，沿着一串叫不出名字的小村往东走。东海大治后，沿岸多出不少新码头，滩涂边随时能看见补网的、晾盐的、抬鱼的。他每到一个地方，不急着进村，先找能歇脚的水井或村口老树，把开山秤往地上一放，等人围上来。
有鱼贩子抱着秤过来：“先生，给校一秤，这秤今早少了一斤。”
“你称我。”陈朝生说。
鱼贩子一愣，把砣推出去。陈朝生从怀里摸出一块铸铁定盘，往秤盘上一放，拨了拨油绳：“准的。鱼少一斤，多半是夜里风大，桶里撒了水。”
“撒了水？我鱼可都在——”
“你称的是鱼筐，不是鱼。”陈朝生已经走了。
再往前走两里，有个卖米糕的年轻媳妇拦住他，说她家的小秤越来越“贪”，越称越多。他接过来，刀口用灯草扫过一遍，又取一块熟牛皮垫在砣底：“砣心磨薄了，重量比标的小。以后夜里不使秤，把砣挂起来，别压着。今晚别出摊，去镇里换颗铜砣，你这点子误差，不算坑人。”
那媳妇“呀”了一声，要拿米糕塞他，陈朝生笑着接了，边走边吃。
走了四天，衣裳上全是盐尘。海岸线上的人开始叫他“走秤先生”。起初只是渔村里的孩子追着喊，喊得半真半假。后来连码头管事的都这么叫。陈朝生不答应，也不否认。有人问永昌当的陈掌柜哪去了，听到的说：“没走远，当铺没关，只是人不在堂里。现在在外头走秤呢。”
第五天傍晚，他进了一座土岗子后面的小渔村。村口一株老杨树，树皮被海风吹得朝北裂。几个晒网的妇人抬头看他。其中一个头发灰白、腰骨很粗，正坐在石墩上缠秤绳，看见他肩上的开山秤，马上站起来。
“是走秤先生？”她用厚布裙擦了擦手，“我这秤不好用。你给看看。”
陈朝生点点头，把开山秤卸下来，靠墙放好。她转身从屋簷下取出一杆老红木秤，有十几年了，杆骨上已盘出人油。她抓了个布包铺在石板上，又把秤放上去，动作轻得不像一手老茧的人。
“我称一称。”陈朝生说着，先看秤星。他把秤提起来，换几个角度，刀口咬合无一偏差。再取定盘，放上去，准。他又拿她家一个装水的铜壶试称，三斤四两整。换到最大的一颗砣，悬起五十斤重物，秤杆笔直。
“准得很。”他说。
老渔妇不信：“那怎么今天称信，才四两三不整？”
陈朝生瞟了她一眼：“什么信？”
“我儿子寄来的信。”
她说得很急，像在灶头找东西，转身进了屋。陈朝生跟到门口，没进去。她很快出来，手里捏着一个灰黄色纸信封，已经拆过了，口子整整齐齐。看那信纸边角，已不知被揉了多久，又展平。
“他上个月的信称着六两五，这个月才四两三，轻了二两还多。”她说着，手在腿上搓了一下，“你说人瘦没瘦？瘦了就是没饭吃。信里写‘一切都好’，多半是哄我。”
陈朝生没说话。他先把信纸从信封里抽出来，没有急着看字。他在手里轻轻一掂，又看看信纸的产地。纸还是原来那种纸，墨色也没变。字有十九行，一行不多，一行不少。写得很密，但笔画清楚，是常年写账的人才会用的字。
“这不是少。”他说，“上个月他写六页，这次三页。”
“少了三页，人不就瘦了吗？”老妇声音高起来，“你没当爹当娘，你不懂。人在外头，信写得少，就是没力气写。信写得矮，就是日子过得矮。”
陈朝生喉头动了一下。他把信纸展开，往她跟前站了站。
“大婶，我陪你读。”
老妇不识字。儿子知道她不识字，以前都是村东头的先生代念。如今村东头先生进城去当账房了，她还没找到人念。陈朝生蹲下来，把信平放在膝盖上，借着天边最后一点亮，一行一行念。
“娘，儿在玉瓶口。此月风大，不能出海……”
念到这里，老妇打断：“风大，那不得挨饿？”
“没有。”陈朝生接着往下念，“每日只出半潮，渔获少些，但船社有常例。我记了账，除吃穿，余钱九十文，随信附上。”
老妇人张了张嘴，没出声。陈朝生再念。
“您说腿酸，我问过诊铺里的先生。先生讲，海风入膝，要穿厚裤，睡时把窗关好。我把上月攒钱买了两块老姜布，给船队的人带回来了。”
“我没收到姜布。”她说。
陈朝生翻到信尾：“他说下封信送到邻村铺子，让你叫隔壁六婶去领。可能还没到。”
老妇人眼睛看向海那边，没应。
“还有最后一句。”陈朝生慢慢念，“娘，儿好吃饭，一日两顿，有鱼有粥。船老大还给加了半瓢菜油。不瘦。”
念到这里，陈朝生停了一下。
“他说不瘦。”
老妇低下头，用袖子去擦脸。擦完又看向他：“那为何轻了二两？”
陈朝生把信纸叠回信封，托在掌心，像托着一块小磨盘。
“因为想念也有重量。”他说，“你每一次读他，都会称出不同的分量。今天轻二两，不是你儿子瘦，是你在慢慢信他说的‘好’了。信是真的，不用称。”
老妇抬着通红的眼睛看他。
“那秤连这都称不出来？”她问。
“称不出。”陈朝生说，“秤称东西，称不了人的念。你儿子没瘦。他的日子是足秤的。”
老妇忽然笑了，露出一口几乎没有的牙。她笑着笑着又哭，哭得像要把二两念想全豁出去。过半天，她起身进屋，端了一碗海带汤出来，里面搁两片薄薄的杂粮饼。
陈朝生道了谢，蹲在石墩边吃。那碗汤又咸又鲜，喝得他后脖颈发了一层细汗。汤碗底映着刚出来的星子，晃着，像一小片谢星的光。
老妇把老红木秤用布包起来，放进床头一只旧木箱。陈朝生走时，她送到村口。海风从侧边吹来，她的灰头发全往后飞。
“先生，下回还从这儿过吗？”她问。
“会。”陈朝生说，“等我从北边绕回来。”
“我给你留一条大咸鱼。”
他没应，只把开山秤往肩上一耸。走了很远，回头看，那老妇还站在杨树下，小小的一点，像钉在黄昏边上的半枚旧秤星。
又走了五天。沿岸几个小市走完，陈朝生开始往坊市那边转。
坊市比他走时热闹了许多。新码头开了三条栈道，从上头下来的人不只有鱼贩，还有穿青布袍的记档小吏。陈朝生没去别处，只在西书院墙外头停了一脚。再往北，就是旧坊市。坊市里的老铺门脸依旧，瓦灰，柱细，太阳斜照时，影子比门面长两倍。
他走到那条最窄的旧街。街尽头是坊市老铺，门两边堆着两筐半旧的木屑和一把竹扫帚。铺门半掩，从缝隙里透出一点黄惨惨的夕光，混着一股陈年茶叶味。
陈朝生推门进去。
福伯正坐在一张摇椅上，面前摊着几本旧账册，却不看。他眼睛上蒙着一层白翳，目光望在空气里。听见脚步声，他先偏头，鼻子嗅了嗅。
“朝生？”他声音很干，像纸边互相擦着，“是你吗？”
“福伯。”陈朝生走到他跟前，蹲下去。
福伯两手伸出来，准确抓住陈朝生的左胳膊，又换到脸上。那双皱裂的手在他眉骨上停了一停，摸过鼻梁，摸过颧骨，最后落在耳朵后边。
“长这么大了……”福伯指头又颤又稳，“你爹娘要是能看见——”
话停在那里，没往下说。
陈朝生没动。他让这双快看不见的手把自己重新认了一遍。后屋有茶水响。陈辅汉从里间出来，一手提旧铁壶，一手端两个粗瓷碗。他看见陈朝生，没有惊讶，只把碗放桌上一放，低低说：“回来了。”
他沏茶。茶叶不多，有一半是陈茶，热水下去，茶香不扬，只泛出一种微苦的暖。陈辅汉一声不吭，把两只碗都推到桌沿。
陈朝生站起来，把福伯的手从自己脸上轻轻拿下来，托着他坐回摇椅里。福伯还在喃喃：“像。像你爹……”
陈朝生没接腔。他走到门边，看外面夕阳正从两截旧屋之间沉下去，把整条青石板路烫成暗金色。坊市里有人声，有箩筐磕地的响，有孩子在追一条黄狗。都远，都平，像潮水退到最后滩涂上那一层薄光亮。
他忽然想起那些日子。想起永昌当门口一块旧木板，想起父亲陈守业护着他从坊市后断墙下跑出去的那个方向。那年也是这个时节，太阳也是这个颜色。
陈辅汉把一碗茶端起来，慢慢喝。茶碗在他指节间发出很轻的瓷响。他没看陈朝生，只看福伯空着的那只碗。
陈朝生把门关了半扇。夕光从门缝斜切进来，刚好停在他脚边。
“该回家上坟了。”
他没有说出口。可这五个字已经落进那碗温茶里，落进崩裂的旧账册，落进福伯白花花的眼仁和祖父沉默的茶声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