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援朝睁开眼的时候，鼻子里全是煤烟味儿。
头顶是发黄的报纸糊的顶棚，墙角有水渍洇开的痕迹，像一张模糊的地图。窗外传来广播声——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”——女播音员的声调一板一眼，穿透薄薄的砖墙，和隔壁院子里哗啦哗啦的刷牙声搅在一起。
他坐起来，盯着自己那双年轻了四十年的手。
手指修长，骨节分明，没有老年斑，没有常年风湿落下的变形。这是一双二十岁的手。
枕头边上放着一块上海牌手表，表盘上有一道裂纹，从十二点的位置斜着劈下来，停在四点的刻度上。秒针不走。
李援朝拿起那块表，翻过来看后盖。机芯是SS1型，统一机芯。他拇指一推，后盖弹开，里面游丝乱了，擒纵轮上卡着一粒沙子。毛病不大。
他下意识去摸床头柜上的工具——空的。
不是空的，是根本没有床头柜。
屋子很小，十二三平米的样子。一张木板床，一张三屉桌，桌上摆着一盏搪瓷灯罩的台灯、一本《钟表修理技术》、半包大前门香烟。墙角摞着两个木头箱子，箱子上贴着褪色的纸条：援朝吾儿收。
门帘一掀，进来一个穿蓝布褂子的中年女人。
“醒了？你爸去粮站排队了，这个月的粮票下来了。”她把一碗棒子面粥放在桌上，“你张叔昨天来说，机械厂那边有个临时工的缺，让你今天过去看看。”
李援朝看着她，喉头发紧。
他妈今年应该四十五岁，比记忆里年轻得多，头发还是黑的，腰还没弯。上一世她五十岁就走了，肝病，没钱治。
“妈。”
“嗯？”
“我不去机械厂。”
他妈转过身来，眉头皱起来，“不去？你爸托了多少人才找的门路，你说不去就不去？”
李援朝把那块坏了的上海表放回桌上，“我能修表。”
“修表？”他妈愣了一下，“你什么时候学会修表了？”
“自学的。”李援朝指了指桌上那本《钟表修理技术》，“书上都写着。”
这当然不是实话。他上辈子修了三十年的表，从国营钟表店修到自己开铺子，从机械表修到石英表再到智能表，一双手摸过的机芯不下十万块。但这会儿没法解释。
他妈显然不信，但也没多问。那时候的父母不像后来那样焦虑，孩子说不想去机械厂，那就再等等，反正家里有粥喝，饿不死人。
院子里响起脚步声，他爸回来了。
李父把一沓花花绿绿的粮票拍在桌上，脸色不太好看，“这个月只有二十八斤细粮票，粗粮票倒是给足了。你张叔那边说好了，下午去机械厂报到，先干三个月临时工，表现好能转正。”
“我不去。”
李父脸一沉，“那你想干什么？在家吃闲饭？”
李援朝拿起那块坏了的上海表，“我修表。给我三天时间。”
“你修表？”李父的反应和他妈一模一样，“你拿什么修？你连个开表器都没有。”
“我自己想办法。”
李援朝把粥喝完，起身出门。他沿着胡同往外走，路过供销社、理发店、国营饭店，空气里飘着蜂窝煤和酱油的味道。街上自行车铃铛叮叮当当响个不停，偶尔有一辆绿皮卡车轰隆隆开过去，扬起一街的灰。
县城不大，从城东走到城西也就半小时。火车站是两年前刚翻修过的，候车室墙上刷着白底红字的大标语：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。
李援朝站在火车站广场上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。
挑担子的、扛编织袋的、穿中山装的、穿的确良衬衫的。每个人的手腕上几乎都戴着表——上海表、北京表、天津表，还有少数走私来的东方双狮和西铁城。这些表的机芯普遍老化得快，走时不准是常态，坏了就得寄回原厂修，一来一回少说一个月。
广场西侧，靠墙根的地方，有个老头支了个修鞋摊。
李援朝走过去，“大爷，这摊子一天交多少钱？”
老头抬头看他一眼，“你是哪个单位的？”
“没单位。”
“没单位你摆什么摊？”老头低下头继续敲鞋钉，“这地方归工商所管，要办证的。”
“证怎么办？”
“去工商所填表，交五块钱，领个个体户执照。”老头顿了顿，“得街道开介绍信。”
李援朝转身就走。
他到街道办的时候，办事员正端着搪瓷缸子喝茶看报纸。听他说要办个体户执照，办事员把缸子放下，上下打量他好几眼。
“你什么成分？”
“工人。”
“有单位吗？”
“待业。”
“待业青年不去机械厂，摆什么摊？”办事员把报纸翻了个面，“介绍信不能随便开，你得先有单位接收，或者有招工指标。”
李援朝从兜里掏出那半包大前门，抽出一根递过去。
办事员看了看烟，没接，“别来这套。现在上面在整顿不正之风，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？”
李援朝把烟收回去，转身出了街道办。
他在街上站了一会儿，太阳已经升到头顶，晒得柏油路面泛着油光。远处的喇叭还在响，这回放的是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彭丽媛的嗓子又亮又脆。
没有介绍信，就办不了执照。办不了执照，就摆不了摊。这是1984年，个体户虽然已经有了，但门槛还在，规矩还在，无数双眼睛还在盯着你。
李援朝慢慢往家走。
路过供销社的时候，他停下脚步。
玻璃柜台后面摆着一溜手表，最便宜的上海表也要一百二十块，还得凭票。柜台上方贴着红纸黑字的告示：凡购买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，需持单位介绍信及工业券。
他盯着那些表看了很久。
然后他注意到柜台角落里有一个小牌子——收购旧表，价格面议。
李援朝推开供销社的门。
柜员是个烫了卷发的年轻姑娘，正对着小镜子涂唇膏。看见他进来，把镜子一扣，“买什么？”
“你们收旧表？”
“收。”姑娘上下看了他一眼，“你有？”
“我没有。”李援朝说，“但我会修。你们收来的旧表，我帮你们修好，修好了你们能卖高价。修不好不要钱。”
姑娘愣了两秒，噗嗤笑出来，“你谁啊？我们收的表都是寄回原厂修的，你个人修，修坏了谁负责？”
“让我试一块。”李援朝把手伸进兜里，摸出那块上海表，“这是我的表，坏了的，我现在当着你的面修好。修好了，你就信我。”
姑娘犹豫了一下，回头看了看里间的门。
门关着，主任大概在午休。
她从柜台下面摸出一块旧表，“这块，北京表，走时不准，一天慢五分钟。你修吧。”
李援朝接过表，翻过来看后盖。ZSB-1型机芯，北京手表厂产的。他拇指一顶，后盖开了，机芯暴露在供销社的日光灯下。
没有工具。
他环顾四周，目光落在姑娘头上的一根黑色发夹上。
“发夹借我用一下。”
姑娘愣了一下，从头上取下发夹递给他。
李援朝把发夹掰直，用尖端轻轻拨动快慢针。他的手指很稳，力道控制得极精确，快慢针向“+”的方向推了大概零点二毫米。
然后他重新盖上后盖，把表递给姑娘。
“你对一下时间，下午再对一次。如果误差超过十秒，就当我没说。如果误差在五秒以内，你们收来的旧表，我来修，不收工钱，修好之后卖出去，分我一成就行。”
姑娘接过表，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表。
“你叫什么？”
“李援朝。”
“哪个单位的？”
“没单位。”
姑娘把表放在柜台上，重新打量他一遍。这回的眼神不一样了，带着一点好奇，一点审视，还有一点那个年代年轻人之间才懂的东西——你胆子挺大啊。
李援朝没再多说，转身出了供销社。
太阳正烈，街上的人少了些。广播换了一首歌，这回是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，节奏轻快，歌词里唱着“再过二十年，我们来相会”。
李援朝走在1984年的县城街道上，脚下的柏油路被晒得发软，空气里是煤烟、酱油和槐花的味道。
他兜里没有一分钱，没有介绍信，没有招工指标。
但他有一双手。
这双手，上辈子修了三十年表，这辈子还没开始。
已经够了。